社论:将胡耀邦交由历史让人民评判

2019-04-15 21:45:13

2019年是胡耀邦去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因胡耀邦去世公众进行自发纪念,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迄今为止,这个事件依旧高度敏感与政治化,相关研究在中国内地仍属禁区,每到这一天前后,北京都要紧绷神经,在台港与海外社会则会有人主动发起纪念。胡耀邦也因此在中国政坛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名词,任何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或纪念活动总能引发舆论关注,并激荡起和“六四”有关的反思与讨论。

一个人和一次事件的影响能够如此深远,在三十年内一直未能“安息”,使得一个已经执政七十年的全球最大政党还有这种安排,在一个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大国内部还能引发这样的波澜,必然有其内在原因。事实上它反映出人们要提醒中共,这里还有未完成的工作,或是未想通的问题,要让胡耀邦和六四事件得到“安息”,就必须用更开放和现代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2019年是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中共对他的评价,还未复归到他应有的地位(图源:VCG)

胡耀邦是后文革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的总书记,在当时的社会大转型中,他扮演过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支持下,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都站在最前面;为打破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困局,在人事、政治路线和思想启蒙上,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又身先士卒,参与到了各种经济建设的决策和推进实施。在这一段风风火火的时期里,他的担当、开放和开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人们后来纪念他的最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这种开放和开明,或者说是政治上奋不顾身的稚嫩与单纯,让他低估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的复杂性,意识不到自由主义借着对文革和封建专制的批判而自我膨胀的风险,为后来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埋下了伏笔。他受到党内的指责,更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撤职。再后来,间接因为他的去世引发了六四事件,北京城在1949年后第一次响起了如此枪声。他也因此而在去世后被置于历史评价的两个极端,赞扬他的人将他视作民主开明的图腾,每逢六四都要把他请出来“膜拜一番”;批评他的人,则认为是他对自由主义的幼稚认识导致后来的悲剧,甚至认为他要对六四事件负起责任。

我们认为这两种评价都包含了太多偏見。今天赞扬胡耀邦民主开明的人,其实并不尽然都是赞扬他,有很多其实是在借机发泄对中共的不满,依然是借胡耀邦来宣传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或是在试图否定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同样,另一些批评胡耀邦的人,也有不少根本就是原教旨共产主义“毛左”,他们批评胡耀邦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推卸责任,要么是为了否定改革开放,寄望中国回到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老路”。这两批人无论是在赞扬或批评胡耀邦,都脱离了对胡耀邦和那段历史的客观认知。

事实上,胡耀邦是一位忠诚的中共党员,即便是被“元老们”以不合程序的方式拿掉总书记职务,他还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纪律性接受了组织安排。作为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念头。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评价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胡耀邦对文革的批判和对毛时代路线的纠正,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而非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共将他和赵紫阳区别对待,在今天仍然纪念他的主要原因之一,想举着胡耀邦的遗像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显然是找错了帮手。

正如中共高层曾高度评价和赞扬胡耀邦为中共事业所做的不朽功勋,胡耀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诚的中共党员(图源:新华社)

与此同时,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滋生、甚至将六四的发生都归因到胡耀邦身上,也是不公平和不符合事实的。在文革之后,面对中西方发展差距和文革造成的灾难性混乱局面,伴随着国门初开,批判的思潮风起云涌,自由主义萌生并对中共制度和文化进行否定性批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它是当时中国对毛时代晚期共产党执政所犯错误进行集体反思的体现,知识分子只是走在了最前面,有一些甚至是过了头。胡耀邦或许是性格比较直率,能打能冲地走在了改革最前面,又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尖锐程度,成为了党内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但将他说成是自由主义的教父,显然是没有客观认识文革后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和当时国内外政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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